晋阳论坛 >>正文
中国忠文化之源——太原古交
王继祖
太原宣传网 2013-04-09 11:34  来源:太原日报

公元2006年,古交狐氏文化研究会,编辑了一套小丛书,共5辑,10万余字。专述狐爷山与狐突。书名依次为《狐爷山——中国忠文化发祥地》《狐突后裔遍华夏》《狐突是古交人》《狐氏文化拾萃》和《狐爷山景区开发纪略》。这些小册子,流溢着作者对家乡的挚爱,对家乡文化的执著追求。尤其是打头的那一辑,非常大胆地提出一个很大的命题:狐爷山是中国忠文化的发祥地!这个题,撞击了我的眼球,引起了我的思忖:果真是这样吗?带着这个疑问,我迫不及待地将此书一口气读完,然后又复读一遍,掩卷而思。是书论点鲜明,但所引之史料,所论之论据,所述之内容,都难以支撑其结论:狐爷山是中国忠文化发祥地。此后的几年中,每当触及太原春秋时代的史料,每当翻阅先秦史籍,这个命题,便蓦然于脑际,挥之不去。待一直忙在手头的《太原历史文献——辑本》和《龙城三章》先后付梓、出版,聊作调整后,便投入中国忠文化资料的收集中,开始思考和探索:中国传统文化的忠文化,发轫于什么时代?究竟与太原有无关系?关系深否?其源头是否确在太原之古交?

以我管见,探寻中国忠文化之源流,更具体地说,寻究忠文化是否源于太原古交,似需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:

一是弄清中国忠文化滥觞的时代和地域。

二是弄清忠意识、忠文化之间嬗变的拐点。

三是进一步了解狐突其人和确定狐氏地望。

四是论清中国忠文化发轫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。

五是解决好上述四个方面与太原古交的确凿关系。

把这些问题和关系搞清了,中国忠文化的发祥之地自然脱颖而出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古文献中关于忠的记载和揭示的问题

研究过往史事,去疑解惑,寻求本真,最有力的证据,当然是史存实物,包括世存的或出土的。如果两者均无,留下的唯一途径,只能是“文本研究”,即从现存的古文献中去粗取精,去伪存真,研究分析,寻找答案。忠文化属精神文明范畴,很难寻到史存实物为证,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文本研究一条出路。

前几年,不少专家、学者,对忠文化产生于何时,作过一些研究,得出的结论是:中国忠文化在夏商周三代已经产生。他们找了很多依据,而最主要的、起决定作用的,就是《尚书》关于忠和忠文化的记载。为使人信服,他们把《尚书正义》(见《十三经注疏》)中,有关忠的文字段落,悉数录出,配以洋洋洒洒的论述,诉说己论的正确。此不揣繁赘,分列于下,供分析研究。

1.佑贤辅德,显忠遂良;兼弱攻昧,取乱辱亡。

2.居上克明,居下克忠;与人不求备,检身若不及。

3.敢有辱圣言、逆忠道、远耆德、比顽童,时谓乱风。

4.焚炙忠良,刳别孕妇;皇天震怒,命我文考,肃将天威,大勋未集。

5.尔尚盖前人之愆,惟忠惟孝;尔乃迈迹自身,克勤无怠。

6.惟乃祖乃文、世笃忠贤,服劳王家,厥有成绩。

7.昔在文武,聪明齐圣,大小之臣,咸怀忠良。

《尚书》是儒家经典中的至尊,而《尚书正义》又是《尚书》诸版本中,最权威者。上录7句,句句有忠字,句句出《尚书》,可谓字镌句铸,虽与夏代无涉,却都是商初周始忠文化之显证。如是,中国之忠文化,发轫于三代,当毋庸置疑了。然而,当我们索检章句之出处,依句找出各句之篇目,准备核读原文时,发现它们出自的《商书·仲虺之诰》《商书·伊川》(有两条)、《周书·泰誓上》《周书·蔡仲之命》《周书·君乐》《周书·冏命》等6个篇章,全是伪《古文尚书》25篇所属。所谓伪《古文尚书》,早在清初康熙间,已被时人誉为“汉学第一人”的阎若璩考实,乃是魏晋间好事之徒所冒作,欺世盗名千余载。如此定谳之伪作,岂能鱼目混珠,引以为证!出于慎重,我们又拜读《今文尚书》28篇,试图从中找出载有忠字和忠文化的句段。结果大失所望,竟无一处、无一句。据此,似可确认,《十三经注疏》(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)之二的《尚书正义》,除伪作之外,无忠所载。以此而论,中国忠文化之滥觞,当与《尚书》无涉。所谓忠文化之发轫于三代之说,顿成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。

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是研究春秋史事的重要文献,为此,我们又采取通读之方式,在《春秋左传注》(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)、《国语译注》(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4月版)中查询关于忠和忠文化的记载。读录过半,情况急转直上,录出不少事关忠和忠文化的句段,忠文化之发轫时代、地域,端倪初现。恰在此时,又得到一个绝好信息,有学者在研读《左传》《国语》时,对两书所载之忠,进行过统计:《左传》中“有忠70见”,其中属晋国内容者居多,“达21见”;《国语》中“有忠50见”,出自《晋语》所载者最多,“达28见”。并两书之统计:70+50,共120处,其中晋国所占:21+28,达49处。春秋之诸侯国,小者不计,仅按“十二诸侯计年表”,另加宗主国东周,共13国,而只是1/13的晋国便占比率达41%。端的是独占鳌头。所得史料和所获信息,向我们提示: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文化,包括初始的忠意识,最晚在春秋早期,已经在黄河、长江“两河流域”中下游广袤的土地上滥觞,而最繁荣、最活跃、最集中的中心地域,就在“春秋五霸”之一的晋国,就在晋国汾河中游的河谷平原——古老的太原盆地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从忠意识的萌生到忠文化的形成

前面我们已经论清,中国最早的经典著作《尚书》,没有忠意识的痕迹,更没有忠文化的纪实。这不是《尚书》的疏忽,而是在它成书之前,忠意识还没有萌生,忠文化还没有成为当时社会的需求。

马克思主义认为,人们的社会存在,决定着人们的意识。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,是随着社会的发展,历史的进步,而发展进步的。当西周行将灭亡,苟延残喘到周平王必须东迁的时候,姬姓周朝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势力,宗法观念、宗法制度,受到极大挑战和严重打击,作为宗主国的东周,已与当年的西周难以同日而语。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在萌动、在发展,势不可当,它就是忠文化的先导——忠意识。

忠意识并不是凭空而生的,它从传统的孝文化中滋生。传承弥久的宗法制度,以血缘关系为基础,以宗族关系为纽带,以“孝”来规范约束人们,即所谓的孝治天下。随着社会的变迁,宗法制度春风不再,宗族势力日暮途穷,孝已经难以满足新型社会的需求。而从“孝”母体发酵生发的忠意识,应时而出,成为非常适合的潜规范。它补充了孝的不足,与孝一道为社会需求服务。当然,忠意识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,是在长期的潜滋暗长中积蓄,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壮大。诚如文化发生学的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,观念和意识的产生,往往比口头的表达和文字的表述来得早些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忠意识是忠文化的先兆,忠文化是忠意识滋生、积累、发展的结果。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在说到卫国公子州吁的不道德行为时,列举了“六逆”和“六顺”,这是春秋早期道德观念的写照:

且夫,贱妨贵、少陵长、远间亲、新间旧、小加大、淫破义,所谓六逆也;君义、臣行、父慈、子孝、兄爱、弟敬,所谓六顺也。

唯独不见忠的影子,也丝毫没有忠意识的流动。尤其是“君义”“臣行”两顺,君只有义,臣只有行,完全没有一点忠的意思。可见,在当时卫国的道德行为准则中,还没有生成忠意识,更谈不到忠文化了。用今天的话说,上述所引之“六逆”,是礼崩乐坏的揭示,而“六顺”是维护道德行为的规范。

然而,在晋国,忠意识却已盛行。请看《国语·晋语一》所载:

武公伐翼,杀哀侯,止栾共子曰:“苟无死,吾以见天子,令子为上卿,制晋国之政。”辞曰:“成闻之:‘民生于三,事之如一。’父生之,师教之,君食之。非父不生,非食不长,非教不知生之族也,故壹事之。唯其所在,则致死焉。报生以死,报赐以力,人道也。臣敢以私利废人道,君何以训矣?且君知成之从也,未知其待于曲沃也。从君而贰,君焉用之?”遂斗而死。

这段文字说的是,公元前710年,曲沃武公,以庶反嫡,杀晋哀侯。劝哀侯之臣栾共子,归顺自己。并诱以高官大权。而栾共子不为利诱所惑,奉哀侯于一。最终战死。全篇没有一个忠字,而“事之如一”“报生以死”“故壹事之”,都是忠意识的流动,都在表述着忠的意思。可见,在当时的晋国,忠文化还没有生成,而忠意识已广泛存在。这种“事之如一”的尽忠意识,只差一个忠字的出现,便可完成向忠文化的嬗变。这是一个生动的从忠意识,向忠文化迈进的实例,是没有忠字的忠意识流,是忠文化诞生之前夜。

伴随着忠意识向忠文化的嬗变,感性的忠意识向理性的忠文化逐渐靠拢,融合为一,在这个拐点上,忠文化的早期雏形,走上了定型。还以《左传》中有关晋国的一段史料作进一步的阐明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有载:

九月,晋惠公卒。怀公立,命无从亡人,期。期而不至,无赦。狐突之子毛及偃,从重耳在秦,弗召。冬,怀公执狐突,曰:“子来则免。”对曰:“子之能仕,父教之忠,古之制也。策名、委质,贰乃辟也。今臣之子,名在重耳,有年数矣。若又召之,教之贰也。父教子贰,何以事君?刑之不滥,君之明也,臣之愿也。淫刑以逞,谁则无罪?臣闻命矣。”乃杀之。

这段史料,在本文中至关重要,译为今文:公元前637年,九月,晋惠公死。怀公即位,下令臣下不准追随流亡在逃的人,并规定了归期。到期不归者,罪无赦。时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,跟随重耳流亡秦国,不肯遵怀公召回之命。是年冬天,怀公拘捕狐突,说:“召回你的儿子,立即赦免。”狐突答说:“儿子步入仕途,父亲就要把忠的道理教给他,这是古人传下来的规矩。把名字写在简策上,当作礼物进见给主子,如果再三心二意,那就是罪过,现在臣下的儿子,名、身在重耳之处已经多年,如果再召他回来,那是教他三心二意。父亲教儿子心存二志,还怎奉事国君?不滥用刑罚,是君主的贤明,臣下的希望啊。滥用刑罚,以图一时之快意,又有谁能无罪(意为‘欲加之罪’)?臣下听到你的命令了。”昏君怀公最终把狐突杀掉了。

这段关于狐突因忠而死的记载,是《左传》“有忠70见”中的第10见,此前9见(注),从忠文化的角度衡量,无论从文字量还是从指事、寓意等方面,都不能与此段同日而语。从春秋时文献所载忠文化时序的前后讲,这段史料的“父教之忠,古之制也”揭示:是时,忠已从意识阶段,迈进了文化殿堂,是父一代教育子一代的教化内容,而且已约定成俗、古传如制,成为一种行为规范。所谓“策名、委质,贰乃辟也”则是说:策名而追随,委质为臣下,是不能改变的。如教之改变,那就开辟了二心之路,是教之不忠。狐突的意识形态,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具体反映,可见在此时,忠就是“不二”,“二”便是不忠,这是人生准则,也是忠文化的内核。他告诉怀公,人臣不能事二君,如果我召回他们,脱离重耳,即是教他们心怀二志。做父亲的这样教育儿子,还怎么奉侍国君你呢?如此畅快淋漓的回答,狐突是在为忠献身,是在以自己视死如归的实际行动,践行忠文化、充实忠文化。狐突的这段话,道出了忠文化的最本质内涵“不二”,讲出了忠文化的核心“唯一”。他的这个“不二”不仅仅是忠君,而是对人、对事的“不二”,是对忠的最简朴、最准确诠释。狐突的这一番表述和坚守,也进一步证明,至此,晋国的忠文化,大体臻于成熟。当然也说明中国忠文化到春秋的这个时段,已成为人臣乃至于整个社会的一个新的行为准则。经此史料佐证,中国的忠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和时段。忠文化,经过忠意识的雏形,跨入忠文化的早期阶段,这正是忠文化的发轫与滥觞。春秋初期的晋国,晋国的名臣狐突,为中国忠文化的诞生启幕。在中国忠文化的发展史上,镌划时代,青史留名,名不会朽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狐突其人与狐氏地望

在晋国的历史上,春秋时期的晋献公,开启了晋国的勃兴。依《周礼》,献公的父亲曲沃武公,是不能临晋侯之尊位的,因为他是小宗,是庶而不是嫡。但是姬周之朝,东迁之后,礼、乐继续崩坏,“上无天子,下无方伯,力功争强,胜者为右,兵草不休,诈伪并起”。曲沃武公承祖曲沃桓叔、父曲沃庄伯之志,继续与晋侯对峙,最终以67年之坚守,杀五君遂一君,以庶出之小宗,“犯上作乱”,取得晋侯之位,史称晋武公。志酬意得的武公,临位两年即崩,其子诡诸继位为献公。献公之手笔,强过乃父。他诛桓庄之族,除却国之隐患;扩建绛都,强化国之中枢;兼并小国,开拓国之疆土;融合戎狄,扩大国之影响。把个小晋国变成了大晋国。在一系列功绩之余,又与狐戎联亲,大戎伯行狐突成了晋献公的老丈人。至此,将载誉于晋国史上的大戎狐氏,鹊起晋土。

《国语·晋语四》有载:“狐氏出自唐叔。”这位代代生长于戎狄的大戎伯行狐突,乃是唐侯姬虞之后。或许正是当年叔虞封唐之时,成王命叔虞施“启以夏政,疆以戎索”之策,不必拘泥《周礼》,相对松宽的国策,导致了叔虞之后中,有融于狐戎者,狐突正是这支姬氏之后。狐突之族虽多年生长繁衍于狄,却养育出狐毛、狐偃、狐姬等非常优秀的子辈。狐氏家族的实例,正好解除长期以来“戎狄必落后于华夏”的陋蔽之识。狐突率其家入晋为宦后,自己做了晋国大夫,晋太子申生的辅臣和老师。儿子狐毛、狐偃,追随晋公子重耳,成了后来晋文公的股肱之臣。狐突以其鲠介之行,忠诚之举,在太子申生失宠于其父献公,献公准备“废嫡立庶”,巧施“伐东山皋落氏”之计,陷害太子时,矢志不移,忠于职守,引述周王室35年前发生的灾难史事,告诫太子:“内宠并后,外宠二政,嬖子配嫡,大都耦国,乱之本也。”(《左传·闵公二年》)提醒太子,不应拘于自己是太子的身份,应对自己的人生之途,独辟蹊径,从太子位悄然退出,以顺应献公“废嫡”之意,以利于国安、民生。虽然太子申生,没有听狐突忠告,最终死于非命。但狐突却尽了为师之道,尽了为臣之忠。从智引古事,说服太子,到居理不退,拒招二子,狐突的生死进退,所作所为,昭然于史。在有限的关于狐突的文献记载中,每一载必有忠的内容,每一事必是忠文化之结晶。他的事迹给后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,为中国忠文化之滥觞,留下深深的印记,为太原的地域文化宝库,留下永久的篇章。他就是中国忠文化发轫的标识。

关于狐突是何方人氏,狐氏地望在哪儿,史册勿勿,没有留下清楚的标记。《国语·晋语四》在交待晋献公之妾狐姬时有载:“狐氏出自唐叔。狐姬,伯行(狐突之字)之子也,实生重耳。”这就是史书上说,狐突的儿子狐偃,是晋公子重耳之舅的依据。《中国史研究·论春秋中山与晋国关系》中,史家考:“狐氏出自旧族,与周同姓,姬太伯居于戎,故以狐为氏。”以此考论,春秋时白狄部之狐氏是周王朝姬姓宗族中,融于白狄部族的一支。所谓狄部族,是春秋时对文化相对落后,习俗有别于华夏的异部族称谓之一。先融于戎狄之唐叔一支“大戎狐氏”,在晋献公为侯时,又回归于晋,成为春秋时晋国望族。这是狐氏族群春秋之前的来龙与去脉。关于狐氏地望,较早出现于唐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。是书《卷十三·河东道二·太原府》之交城县载:“本汉晋阳县地,开皇十六年(596),分晋阳县置交城县,取古交城为名属并州。”还载:“狐突山,在县西南五十里。”这则史料可证,在唐朝时,习惯上仍以今古交为当地地名表述上的坐标中心。这条出自唐代的地理文献,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,早在唐以前,就有以狐突命名的山脉,而此山就在当时太原府的属县交城。为什么要以狐突的名字为山命名呢?因为此山有狐突、狐偃、狐毛父子三人的墓地。可见在唐之前,此山还不叫狐爷山,也不叫马鞍山,而是叫狐突山。

无独有偶,在中国最大的类书《永乐大典·太原府》中(卷5220),亦有记载:“狐突山,(交城)县西北50里,亦名狐突岭,有春秋晋大夫狐突及其子舅犯坟庙存焉。”这则古载,又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,狐突山还有另一个名字狐突岭,而狐突岭上不仅有狐氏坟,还有狐氏庙。为什么狐氏之墓地、祠庙,都要建在狐突山呢?显而易见,这里是狐氏家族的祖籍地望。或曰:空说无凭,何以见得?答曰:史书缺载,寻故事,唯有依古地名、古习俗、地域古文化,来分析、推断、考订。以中国古地名命名之习,凡以人名为地名,此人多为当地之名人,亦或是为当地民生作出贡献之外地人。以狐突之名为山名,便是明证。此其一。其二,中国古葬习俗,活,可行千里之外,死,魂必归故里。这是一条传承千载的民俗文化,狐突之墓陵,依俗建址狐突山,是“魂归故里”,这是天经地义之事。其三,山西狐突庙颇多,而以太原古郡最为集中。交城县、古交城县、清源县、徐沟县、文水县、祁县、太原县、阳曲县等等,凡太原府属县,多有构建。少者每县一两座,多者三五座。明清之后所建不记,仅宋金元所建者有:太原府城“利应侯庙,祀晋狐突”,“元大德元年(1297)建”;平晋城(在今小店)“狐突庙,金太和六年(1206)重建”;“清源县南白马峪,有狐突祠”,经考古专家考订,初建于宋宣和五年(1123),重修于元至之初,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此外,太原府还有数处金元所建狐突庙,不再赘述。为什么在这些地方建有这样多的狐突庙?答案只有一个,这里是狐氏地望,是狐突父子故里。这些庙就是为了纪念他们,家乡人民世世代代修建的。其四,清代著名经学大家阎若璩,在其地理名著《四书释地》中说:“大戎地在今山西交城县。……当春秋时,吾府(阎祖籍太原,遂称太原府为“吾府”)交城为狄地,距吾家西寨村,所谓祖鼻汾隅者,仅九十里。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1957年在太原西山纵深处,组建河口工矿区,划交城县西北陲7个乡镇,阳曲县西南陲7个乡镇,合而归河口区属理。于是,原属交城县的狐爷山(即古狐突山)周边乡镇划入新区古交,组建了古交原相乡。至此,关于春秋时晋国大夫狐突的故里,尘埃落定,真相大白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忠文化发祥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

忠,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现象,经过忠意识的潜滋,到忠文化的滥觞,是社会发展的结晶,是历史进步的必然。是春秋的大变革催生了它。

西周初创,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主国家,宗法制度是其国体。周天子是大宗,是天下唯一共主,各诸侯国是小宗,须唯宗主马首是瞻。大家共同遵循的是《周礼》,而《周礼》是姬周维护尊卑国序的精神武器,是文化软实力。在周王朝众多诸侯国中,晋国是个个例。从它的立国到称霸,充满了传奇。“叔虞封唐”,有失《周礼》之尊严,儿天子用剪桐叶的游戏,便封了个儿诸侯。明明是一派戏说,却能载入正史,作为正事,传承数千年。这是为何?初封之唐,不过“百里之国”,却因地处戎狄间,享有“一国两制”的“启以夏政,疆以戎索”。周天子的丰、镐,也处戎狄间,怎无此说?唐侯叔虞死后,燮父继位,就因境有晋水,便自改国号为“晋”。国是周天子封的,国号是周天子定的,燮父何德何能,竟敢自更国号?这仅是西周之初,有关晋国二三事,哪一件不是有悖《周礼》之举!这些特殊之事,发生在西周初创,或许无碍大局,但是,从长远的观点看,常有特殊事情发生,需要特殊对待,对宗主周天子,未必是好事;对国家之长治久安,未必是好事。事关晋国的这些特殊,终于导致了西周衰微的周宣王四十四年(前785),晋国庶出小宗殇叔,乘其兄晋穆侯之卒,豪夺晋侯之位的悖行。这是晋国又一次目无宗法,犯上作乱,挑战晋国嫡宗,挑战天下共主周天子,挑战世行道德规范的行为,本应天下共诛之。然而,周宣王这位所谓中兴之主,对此置若罔闻。晋太子仇无奈,只好自筹力量,组织家奴、死士,暗杀殇叔,夺回侯位。把一个堂堂正正的正义之行,用鸡鸣狗盗的手段完成。

这就是西周行将灭亡,周礼崩坏,宗主地位、宗法制度摇摇欲坠的时代背景。在这种背景下,西周初以来建立的“五教”: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共、子孝;(见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)“五名”:有信、有义、有象、有假、有类;(见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)“六顺”:君义、臣行、父慈、子孝、兄爱、弟敬;(见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)等,约束人们道德观念的行为准则,已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求,已不能维护行将寂灭的宗主国家,已不能挽救病入膏肓的腐朽体制。一个大动荡的时代——春秋,悄然却迅捷地到来。在这个大动荡中,先是晋武公以小宗灭大宗,晋国国号不变,江山易主。接替武公的晋献公,从小在晋国大宗与小宗的公族倾轧中濡染,在公族间尔虞我诈的阴谋中熏陶,深知国之存亡,族之祸福,不在卿大夫,就在公族内部。他登基为国主后,自除公族,灭桓庄之后;放逐子弟,重卿士大夫。改变了国家与公族的关系,培养了官僚阶层和士阶层。为他服务的几无公族,他与官员大夫们的关系,已经不是血缘关系,而维系君主与臣下关系的忠文化,迅速发展风靡晋土。他之后的晋文公,更是视公族为草芥,信公卿为己出,他身边的股肱之臣,无一公族,全为当年追随他逃亡的私属、家臣,所谓赵(衰)、狐(偃)、颠(颉)、魏(犨)、贾(佗)、先(轸)、狐(毛)、司空(季子),无一公族。这种崭新的君臣关系,忠是最好的纽带。在献公、文公的竭力实施下,忠思想发扬光大,忠文化迅猛发展,晋国正是在忠文化这种软实力的武装下,建立起君臣之间的良好关系,出现所谓的“君明臣忠”,“上让下忠”的优势,引领了整个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的新潮流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结语

西周厉王被逐,实行共和,本质上是宗主制受到严重挑战,行将灭亡的丧钟。所谓周宣王中兴,只是寂灭前的回光返照。在这种丧钟缭绕的回光返照中,晋国首当其冲,挑战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法制大厦。先是殇叔小宗,向穆侯大宗的宣战。他虽然是乘穆侯卒而举,虽然只掌握晋政权4年(前784-前780)。但毕竟首次打破了传统既久的旧秩序,这是一种尝试,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晋太子仇复辟了,但丝毫也改变不了晋国发展的大趋势。35年后,作为小宗的曲沃桓叔、曲沃庄伯、曲沃武公,三代人前仆后继,用67年的时间,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向晋侯发起冲击,以“杀五君逐一君”的战果,最终灭掉晋国大宗。这是周惠王之前的西、东周历史上,绝无仅有的大裂变。之后,陆续走上晋国政治舞台的晋献公、晋文公,把晋国推上春秋300年间最强国度的峰巅。而支撑这一系列丰功伟业的软实力,就是春秋时代滥觞于晋、勃兴于晋的忠文化。这种发轫于当时最有生命力的新文化,正是从西周以来传统道德观念最薄弱,宗法制度桎梏最薄弱的晋国打开缺口,发轫、滥觞、成长、壮大。个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应时顺运而生的狐突和狐氏家族。这些前文已述,不再赘说。

注:《左传》中“忠”前9见如下:《左传·桓六》臣闻,小之能敌大也,小道大淫。所谓道,忠于民而信于神也。上思利民,忠也;祝史正辞,信也。《左传·闵二》狐突欲行。羊舌大夫曰:“不可。违命不孝,弃事不忠。虽知其寒,恶不可取。子其死之!”《左传·僖四》秋,伐陈,讨不忠也。《左传·僖五》守官废命,不敬;固仇之保,不忠。失忠与敬,何以事君?《左传·僖九》稽首而对曰:“臣竭其股肱之力,加之以忠、贞。其济,君之灵也;不济,则以死继之。”公曰:“何谓忠、贞?”对曰:“公家之利,知无不为,忠也;送往事居,耦俱无猜,贞也。”

作者:
 
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京闭幕
宣传信息
要做到“实、严、细、好”
“太原志愿者”清洗市两会会场
平安清明 太原市今年清明祭扫“零事故”
攻坚克难 太原小店区完成重点工程拆迁工作
清明节假期我市旅游收入稳中有升
我市一季度财政总收入平稳增长
对标南京雨花台 太原双塔陵园打造红色旅游圣地
我市加快水生态建设步伐
Copyright © 2009 tyxc.gov.cn All rights reserved. 太原宣传网版权所有 晋 ICP备 10202260号 主办: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 技术支持:太原新闻网